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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面中国核电发展

—未来10年建60台核电机组安全吗?

  编者按:有媒体日前报道,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人接受采访称,未来10年中国将建60台核电机组。这引发了又一波“疑核”“恐核”“反核”的舆论风潮:传闻日久的“核电批量化建设”终于落地,建这么多核电机组,安全吗?经济新常态下,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乏力,这会否造成新的产能过剩?等等。凡此种种,都是公众热切关注的议题。本报从今天起刊登直面中国核电发展的系列报道,为读者释疑解惑。

  “中国未来10年将至少建设60台核电机组”,无疑是核电领域近来最大的新闻,引起网民热议。公众关注的核电批量化建设终于尘埃落定,究竟意味着什么?

  10年60台,算不算冒进?

  “10年建60台核电机组”,在传播层面十分吸引眼球,事实上却不是什么新鲜事——国务院发布的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(2014—2020年)》早就提出:到2020年,在运核电规模将达到5800万千瓦,在建规模达3000万千瓦。

 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诚格解释,要完成国家规划,按目前在运28台、装机容量2614.8万千瓦,在建26台、装机容量2912万千瓦计算,到“十三五”末,可以达到5800万千瓦,但少了3000万千瓦在建规模;所以“十三五”内需再建28—30台机组。按同样速度,到2025年,还有30台左右需建。

  10年60台,算不算冒进?看一看我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目标这一大背景就清楚了:到2020年,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%,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%—45%;到2030年,更分别达到20%左右和60%—65%,且2030年前后碳排放达到峰值,并力争尽早达峰。“要兑现我们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,各门类绿色低碳能源就必须按类分解这一发展目标”。核电到2020年在运5800万千瓦、在建3000万千瓦,“是一个最起码的量”。

  福岛事故改变不了核能安全、清洁的结论

  日本福岛核事故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,甚至是“不可接受的”。

  在强调这一基本点的同时,辐射防护专家、中核集团潘自强院士,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何建坤教授,中广核苏州热工院周如明研究员等,对福岛事故作全方位深度解析之后指出,福岛事故改变不了“核能是安全、环境友好能源”的结论。

  潘自强的研究表明,在环境影响方面,不同能源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比较,褐煤、煤、石油、太阳能、水力、生物质、风能、核能中,核能依次排在最低;对人员健康的影响方面,核能的辐射照射也远远低于煤。

  事实上,福岛事故之后,世界各国发展核电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,用林诚格的话讲,“该发展的还发展,该弃用的还弃用”。德国、意大利重申弃核,跟福岛事故本身无关;而福岛之前,中国核电批量化建设,在规划、监管、技术、装备制造等方面已经“万事俱备”,福岛事故一下子中断了这一进程,中国核电可以说是福岛事故“最实质性的受害者”。

  目前,世界在建核电机组总共65台,其中中国26台、俄罗斯9台、印度6台、美国5台、韩国4台。而在福岛之后积极发展核电的国家还有英国、南非、波兰、土耳其、芬兰、罗马尼亚、捷克、阿联酋、越南、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,建设的核电站均为第三代先进机组。

  公众面对核能,为何心理格外脆弱?

  核事故概率、损失远远小于车祸、矿难等其他事故,为何公众心理面对核能时格外脆弱?对这一问题的回答,多年前中国工程院在天津举办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“我国核能的科学发展”上,包括15位院士在内的业界专家的归纳令人印象深刻。

  ——核能“原罪”。人类首次利用核能,很不幸地是在战争场合。二战结束前广岛、长崎上空的那两朵蘑菇云所带来世界末日般的巨大伤亡,是所有“核恐惧”的根源。这使核能理所当然地背负了“原罪”,“你可以令人信服地纵谈和平利用核能、人类控制核能的美好前景,但却很难抹平那样惨痛的原始印记”。

  ——核事故的滞后和扩散效应。尽管核事故死亡人数远少于矿难、车祸,但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事故直接导致了一座中型城市“空城”的灾难,其后果至今尚未处置干净,“这对人们心理的连锁冲击是难以用具体数字形容的”。

  ——核能的神秘感。核电站区别于常规电站的最大不同,是在“常规岛”前端被称为“核岛”的反应堆,常规岛跟普通电厂一样,所有人一看便知;而核岛因核能的特殊性,反应堆被全部置于严密的安全壳内,外人不得其详。这就使核电蒙上一层神秘面纱,而“神秘的东西容易引发恐惧是人之常情”。

  可被知的核安全,是公众的“定心丸”

  国内某核电站立项之初,在选址环节,有反核人士向前来沟通的院士质询:“你就一句话告诉我,核电站到底安全不安全?”作为负责任的业内专家,当然不能“一句话”回答,而是严谨地用一堆“多少个ppm”的事故概率来表述其安全指标,结果当然是“你这么大专家都不敢说是安全的,那就一定是不安全的”——很明显地,在这里,此“安全”非彼“安全”。

  林诚格和他的同事郝东秦这样看待此事:绝对的、100%的安全是不存在的,“坐公交车安全吗?”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安全,等于“幻想一种完全无风险的能源”,“主张一种毫无代价的收益”,这是不现实的。所以,一方面要回归理性,回归常识:所谓安全,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足够大的利益+可以承受的、可控的风险”,而业界要做的就是“尽可能降低风险”;另一方面,讲究技巧、通俗易懂、无缝对接的沟通也十分必要,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。

  面对公众的心理关口,林诚格和郝东秦也时时反省:业界虽然有编得很漂亮的核能科普小册子,有定时不定时的核电站“公众开放日”活动等,但“覆盖面还是不广”,宣讲、沟通“还是不深、不透”。最关键的是,要把业界习以为常的“蛮不讲理”的监管,“不惜代价”的安全设计,无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,“无条件顺从”的安全程序,“严格到苛刻、细化到极致”的安全质量管控等等一切,让公众知晓。仅仅自身做到安全、哪怕是工业领域最高级别的安全是不够的;一个可被知的核安全,才是公众的“定心丸”。

  “民间反核”违背事实、夸大数据

  包括此次在内,国内核电领域一有新动向,总会引来一些不同声音,影响公众、甚至决策。以往,这些都被概括为“民间反核”。

  “ 民间反核 ,与大数据分析结果和事实不符”。郝东秦列举国内有核的7个省份,发电量占比分别为:浙江16.7%,广东15.6%,福建15.4%,辽宁8.9%,江苏3.7%,山东和广西新投运。事实是,核电站所在地居民、地方政府没有“恐核”“反核”的;而且,随着时间推移,当地民众对核电的态度,呈越来越放心、亲和的趋势。以国内最早的核电站、已运营25年的秦山为例,所在地海盐已成为有名的“核谐福地”。受此正面效应引导,那些尚未建设的厂址地,普遍都表现出“就盼着你们来”的积极姿态,以最有希望首批获建内陆核电站的湖南桃花江、湖北咸宁、江西彭泽最为典型。

  郝东秦和林诚格分析,“反核”倾向不限于中国,世界范围内,“恐核”“反核”跟“挺核”的对立由来已久,历史上仅有的几次核事故无疑推高了“反核”的声音;只不过,“反核”在舆论层面所获的共鸣似乎从未像福岛之后这样明显。但在中外,其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。

  林诚格介绍,在美国,“反核”的声音也在福岛之后一度高涨,但由于相关法规体系健全,以美国核管会(NRC)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有力,政府既定核能政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。而在国内,相关法规体系同样健全,监管标准和监管制度亦属最早跟国际接轨,核电规划经无数业内外专家学者反复评估论证后正式发布,却因为舆情而实际“停摆”。他由此提出国家核电政策如何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问题——“是举全国之力、上千名业内外专家经十几年反复科学论证的结论可信,还是少数人用违背事实、夸大数据来绑架舆论的说法靠谱?”

作者:瞿剑
来源:科技日报
时间:2017-01-04